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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的近况跟前途

日期:2017-05-30   浏览次数:

起源: 时政国关剖析

以下是共识网三人谈 讨论会的笔墨真录,中国智库的发展起步较迟,但发展速率迅猛。今朝来看,我国智库功效的浮现面对诸多问题和挑衅,以下内容谈到了中国智库发展的各个方面,盼望能给大师带来一些意识和思考。

佳宾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布告长。米国哈佛大学肯僧迪政府学院公共治理硕士,北京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曾前前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央联系室副主任、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曾任米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政府系副研究员,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央高级研究员。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帮忙事长,乐平基金会理事长。 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尾席经济学家、副代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1982年结业于武汉大学, 1989年获米国University of Illinios at Urbana-Champaign 经济学博士后参加亚洲开放银行, 曾任亚行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学家。 历久从事微观经济研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李凡,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1984年获结合国生齿基金奖学金赴美深造,前后就读于米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1989年返国后在中国(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处置研究。1993年创办了非红利的民办学术研究机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任所长。著有《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0-2014等。

  掌管人

  周志兴,曾任中央文献出书社副社长、凤凰网总裁,2003年起连续开办了《财经文戴》《领导者》等杂志和共识网、财识网等思维网站。

  周志兴:明天是“共鸣三人道”的第八期,主题是“中国智库的近况跟前途”。

  智库这个话题,现在缓缓热起来了。我们自己在深圳也建了一个智库,叫深圳市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上次在深圳大梅沙(我们的会址),我遇到卢迈秘书长,我跟他说我们筹备在11月6-8日,在那儿举行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这算是我们智库开始做的第一个项目。

  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智库,还做得绘声绘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中国特点的新型智库建立,要建立健全的决策咨询机构,习近平也曾对智库的扶植做了一些脾气。

  第一个问题,智库为什么被提到这么重要的位置?

  第发布个问题,中国智库的近况是怎么的?存在哪些问题?

  第三个问题,谈一谈中国智库的发展和瞻望。

  中国智库的品质和数量,在发展中国家里是靠前的

  汤敏:对于中国智库,应该要有一个全面的评估。

  第一,中国智库开始做的时间其实不长,但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智库简直是最强的。当然,我们的智库肯定不能跟米国比,也不能跟欧洲国家比,究竟人家是老牌的发达国家了。不但是智库,就是我们的企业、NGO,也比泰西发达国家差很多。

  应该说,中国智库在发展中国家里,排的位置是相称靠前的。

  周志兴:“相当靠前”的,是质量还是数量?

  汤敏:质量和数量都是很靠前的。

  中国智库对决策层的影响非常大

  汤敏:第二,中国智库在决策层的影响,可能远弘远于社会上一般的认知。中国领导人对智库的使用,是非常频仍的。中国有各类百般的内参,党和政府的原则是“研究无禁区,宣布有规律”,只是很多很有看法、有时观点也是很尖锐的内参没揭橥出来而已。如果回想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你会发明很多严重政策,包括一些小政策,往往都是由先由智库、智囊提出的,政府最后采用了这些建议, 履行了这些政策。智库所起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只是外界不是很了解罢了。

  中国当局的智库十分强,官方的智库无比强

  汤敏:第三,中国智库跟其没有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政府的智库非常强,但民间的智库非常弱。但政府的智库也不象征着就一定只能说政府爱听的话,其实它内部也可以有非常多元的观点。

  中国真挚弱的是民间智库,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的民间社会本身就非常弱,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三十年前,中国还没有民营企业呢!没有民营企业,谁来资助民间智库?民间智库怎么能发展起来?得先有鸡,才能有蛋。这跟中国的NGO组织一样,它们一直到比来才发展了起来。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头二十年里还在挣扎中,直到过去十年,才真正发展壮大了,有一点忙钱了,能够支持一些智库以及NGO组织。也就是说,中国的民间社会发展起来了,民间智库才能发展起来,因为它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的民间智库发展,要早于中国NGO的发展。最早的民间智库,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出现了,茅于轼他们的天则所是1991年就成立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NGO呢。后来樊目他们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近年景立的很多民间智库,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 也是典型的民间智库。中国真正的NGO,是在汶川地动发生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民间智库也罢,NGO也好,都是跟着民间经济气力的壮大而强大的。从这个意思上来讲,中公民间智库的发展,现在还是刚开端,但在已来极可能有一个大的发展。因为现在一大量民营企业家已经到必定年事了,他们曾经开始斟酌怎样用好本人过剩的钱了。有相称多的人已开初做公益、做慈悲了,也有一部分人在考虑建民间智库。

  所以,我相信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民间智库、NGO大发展的时期,民间社会的影响将会隐现出来。

  中国需要一些独立的、多元的智库

  汤敏:中国智库的问题在什么处所呢?

  第一,不管政府的智库,还是民间智库,独立性都不够。所谓独立性不够,并不是说它不能抒发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政府的智库跟它的领导者的个人取向,关系太大。特别是政府的智库中, 领导人很有可能会根据自己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决定拿哪些东西给高层看。他会琢磨哪些是高层愿意看的,哪些是不肯意看的,然后就会筛失落一些好东西。

  第二,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越来越复杂了,三十年前中国可能并没有很多利益散团,也没有太多的部门利益,但是现在部门利益、团体利益的问题越来越重大了。如果政府智库, 特别是占政府智库中尽大部分的部委、部门的智库与部门利益严密联合在一同,它就不会把有缺自己部门利益的观点报上去。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在比过去更需要一些自力的、有分歧不雅点的、特殊是跟部门利益有关的多元化的智库,不但需要有跨部门的政府智库, 也要有大度的民间的智库, 这样能力使多元化的社会有一个均衡,中央政府也可以获得更好的倡议。

  需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

  汤敏: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刚才说了,未来十年里,民间智库一定会像雨后秋笋般发展起来的。但是,因为利益格局不一样,民间智库也不一定就是独立的。房地产商支持的智库,肯定就会支持房地产商的意见,它的利益诉求会更强盛。通过察看国外智库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很浑楚,比如守旧党的智库肯定是专门反映保守派的观点的。

  对于政府来说,如果想要获得更多元化、更周全的、更有翻新意义的建议,我觉得有以下几个事可以做:

  1、对民间智库,要采用像对待民营企业一样的态量,要忍耐,要开放,在一段时光内还要加以特别激励。只有不是在政治上太敏感的问题,应该容许有不同观点的碰碰。

  二、政府要做服务外包。国际上的智库(包括米国的智库)发展到今天,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社会捐助,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的服务外包。政府服务外包,就是把政府要解决什么问题提出来,你们智库来竞争,给我出主意。政府可以采购硬件, 为什么不能采购硬件, 为什么不能采购好的建议?

  这样做有两个意义:第一是能够让政府的决策得到更多、更全面的意见反应,因为可能会有三四个智库同时给政府出主意;第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使民间智库为政府服务。现在民间智库都是受企业来捐助的,有奶就是娘。政府要影响民间智库的话,可以把服务外包给它们。现在政府建高速公路可以搞服务外包,购个盘算机也可以搞服务外包,为何政府的咨询采购不该该有一个非常公开透明的竞争平台?

  现在政府花了大批的钱在奇迹单元、政府智库上,但取得的货色有多是单方面的,要转变这类情形。政府既然出钱找好主张,就答应厚此薄彼地看待政府智库和民间的智库。让各个智库公正合作,岂但可以削减腐朽,还可以免呈现部门好处超出了社会利益和中心利益的格式。我们要树立一个公然通明的政策征询外包洽购机制,如许才干使政府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能更安康地发展。

  3、政府本身也要做到公开透明。智库做研究,需要一定的资料和数据,需要很多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就做不了研究。现在政府的很多信息,都变成单元所有的,甚至变成了个人所有的。还有很多半据外国人可以得到,但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机构反而得不到。这些都是不正常的。

  既然习总书记说要推动新型智库的发展,除非一些需要特别失密的军事数据除外,其他的经济数据都应该公开,最少要让智库能够享遭到“最惠机构报酬”。只要公开给本国智库的资料,也应该公开给国内的智库,公开给政府智库的材料也应该给民间智库,应该一视同仁。如果我们有一个公开、透明而且可问责的资料应用机制,民间智库就会有更多的运作空间,它便可以在统一条起跑线上跟政府的智库竞争。在经济领域,我们看得很清晰,竞争是对谁都有利益的。现在做智库,也是需要竞争的。

  总书记说要做“新型智库”,我觉得就应该把侧重点放在“新型”二字上。什么是“新型”的?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智库能够做到刚才说的这三点,起码就是“新型”的一部分了。这三点是制度性的,只有制度性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中国的智库能够有更快的发展。

  如果中国没有更独立、更多元的政策咨询向高层反馈的话,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就很难驾御。

  智库是为决策服务的,政府能够接受尖锐观点

  周志兴:我觉得你说的都很正面。今天我们在坐的几位,李凡做的算是比较独立的民间智库,你们两位做的智库都带有官方色彩。

  汤敏:我是代表NGO来讲的。

  周志兴:卢迈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官方的。

  卢迈:我们固然说是国务院发展研究核心发动设立和领导的,但绝对来说也比较独立。

  周志兴:我前次去过你那儿,我知讲。但在知己看来,你们还是带着国务院帽子。我们在深圳做的研究院,也是独立的,我现在是院长。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其实素来没戴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帽子,这是不答应的。我们从财政到管理等方面,都是独立的。

  周志兴:但戴了“中国”这个帽子,这可不是能随意戴的。

  我听了汤敏说的,我觉得他非常乐观。但我认为政府的一些智库,包括社科院、国务院参事室等,在严厉意义上,可能还称不上智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民间智库存在的问题,近远不行这些。对于民间智库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上达渠道的问题,而是宽紧的言论情况和研究情况的问题。

  汤敏:智库未必贪图的讲演都要对外公开的,它从某种意义上说, 更像是一个政策咨询公司。现实上, 像兰德公司等就更像一个咨询公司。 我觉得智库需要做到的,第一是财政自力,因为智库是自信盈盈的,起首得在世;第二,根据情况, 有些观点纷歧定要公开炒作,这样智库即便有比较尖利的观点,取以后政府的观点纷歧致的见地, 也能够收到下面去,也会发生硬套, 实在上里不会把你掐逝世。中国今朝的情况是这样的,作为智库, 最好不要在里面公开地跟政府唱对台戏。现在在经济范畴情况现在很多多少了,就算你不批准克强经济学,也出人会拿你怎样;在政治发域,可能还需要一个进程。

  我觉得智库是为决策办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智库所缺少的,第一是钱,第二是资料,第三是一个公开、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国家把每年给官方智库的钱,让所有智库公开竞标,那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但智库的生计环境不一样,它所提供的观点、出的主意也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我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了解,现实上非常尖钝的观点是可以奉上去的,只要你不到外面去炒作。

  周志兴:但我听说很多政府智库, 包括你们参事室原来也有这个问题,主任说这个东西太尖锐了,总理看了可能会不愉快,就不送了。

 汤敏:我个人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当然,准则上来说政府智库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跟领导的判断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领导开辟,智库可能就会有所作为;如果领导比较保守,智库发挥的作用就可能遭到限制。

  不能给智库治扣帽子

  周志兴:前段时间,中纪委有人批评社科院“接受境外权势点对点的渗透”,怎么看这事?

  汤敏:我不知道这是果然还是假的,因为我是在微疑上看到的。

  周志兴:这事是真的。

  汤敏: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或者是社科院一些领导的意见,而不一定是中央高层的意见。社科院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如果然的有间谍,该抓就去抓,大家都没话说。这种提法, 很容易袭击一大片,因为什么叫“渗入渗出”, 什么叫“点对点”?社科院作为研究机构, 是不是只能跟与我们一样的观点的人才能见,不然就叫被“浸透”, 这些都太难判定了。如果讲这种话,很多东西大家就都不敢说了。社科院本身是一个探干脆的机构,如果这样做,会招致社科院出不了摸索性的东西。

  我觉得中央有关部门应该把它明白,谁干过保密的事情,就从犯法的角度去抓他。

  李凡是:并且,这很容易从社科院分散到其余黉舍往,比方说,你的观念跟海内的某某不雅点类似,你不就成了人家的响应了吗?不能如许扣帽子,这是回到文革来了,文革的时辰,就是一派片天扣帽子。

  汤敏:什么叫照应?外国的左派智库,也不是每句话都是错的,不能凡别人支持的,我们就支持。如果用这些不清不楚的功名乱扣帽子的话,全社会都这样抓“渗入”的话,就会产生一种非常背面的影响。

  中国需要在国外建立自己的智库

  周志兴:客岁5月份和本年2月份,我都在华盛顿待了几天,在“智库一条街”上转游。两次我都说过,我觉得中国应该在这条街上建一个自己的智库,很多人都表现赞美,觉得也花不了几何钱,一年一千万美圆就够了。他们说,那你来建一个,我说我没这个力气。

  其实我们也想影响米国的政策,如果我们在那儿建一个智库,招几个米国学者做研究,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民间智库没有这么大的气力,这就回到刚才你讲的观点了,只有等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了,才可以资助民间智库,我认为现在还远远不够。为什么呢?

  汤敏:十年以后,乃至十年以内, 一定会有人来资助。

  周志兴:我还真没这么乐观,现在的民营企业乐于援助慈祥、做公益,他们可以出钱。但要它们去资助智库,特别是研究跟国家管理、中国交际相关的智库,我认为非常难,他们害怕有危险。

  汤敏:所以,高层要想明白这个事件。或暗里地给这些智库一些支撑,就是要做到良知知彼,要晓得米国人每天都在干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投资都间接投到华我街去,我们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上, 不深刻了解米国的情况止吗?

  李凡:这个思路,中央的一些部门早就有过了,但就是弄不起来,没那么简略。台湾也想这样做,但也没弄起来,所以台湾最后的方法就是把钱给米国智库,只要做的研究倾向于台湾就好了。

  汤敏:如果由我来做的话,就一定自各儿做这个事。到华衰顿去办智库, 不一定是去影响米国的政策。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让他们来跟我们来出想法。 得让他们研究我国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东方智库所关怀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比如我要处理反腐问题,我就要了解全球的反腐究竟怎样,你能给我收什么招。我出五十万、一百万美金,让各个智库来竞争,让它们拿出提议来,他们拿出来的东西,有可能对我们很有启示, 至多可以供我们参考。听不听在我, 要有自负,信任我们自己有断定力。

  李凡:你这种做法,还是带有做项目的性子。

  汤敏:智库就是这样。

  李凡:我觉得周志兴的意义,还不是说在那里弄个名目,而是把我的智库建在那儿,我的工作所在就在那女。

  周志兴:我认为没那么难,有钱肯定能做成。

  汤敏:我赞成,可以有两个功能。 一是我们的专家到那边了解米国的最新设法,构成我们自己的主意,二是到那边找好的主意。 只要有钱, 没那么难。

  李凡:没那个需要。

  汤敏:如果把智库建在国外,你对那儿的了解,对最新思路的掌握,相对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就跟我们很多做出口的企业一样,原来可以直接出心的,但我一定要在那儿设代表处,甚至在那儿建一个分厂,这样就能够搜集到更多谍报。

  周志兴:我们的《引导者》纯志在有一个记者在米国,跟那些智库的闭系都很亲密,她常常采访他们的专家,而后把稿子发还来。如果我们在那儿有一个智库相互交换,就更容易。

  汤敏:有一个智库在那儿,跟只要一个记者、一个谍报员在那儿,是不一样的,可以更体系地了解他们,还可以公开地把一帮人凑集在智库里为我们效劳。智库实践上就是一个咨询公司。

  中国能出现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一流智库,但需要时间和钱

  周志兴:另有一个问题,他们说米国的布鲁金斯教会是寰球最好的智库,当心我认为不克不及下那个断语。它是平易近主党的智库,现正在好国当局听它的多一面。我认为确定不克不及说它是最佳的智库,但它肯定是最好的智库之一。依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我认为他们对中美关联可能懂得很多,然而对中海内部的问题,他们并非很了解。

  我们中国能不能出现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呢?

  汤敏:为什么不能?只要有钱,只要偶然间。但时间太短还不行,因为我们的学者,先不比较中美智库里学者的水平,就说北大、清华那些传授,和米国好大学的教授比起来,还是有差异的,这需要时间才能改变。

  周志兴:钱现在就有,不过看投在这儿。

  汤敏:到了一准时候,企业家们一定愿意做智库的。

  周志兴:现在国家也要有点暗示。

  汤敏:国家完全可以给点表示。现在这批企业家还在爬坡,自己还在做企业,所以但凡跟他企业无关的事或者有点风险的事情,他都不敢涉足。但是等他退休了,他会把这个钱拿出来,做一点跟他人不一样的事,不然他就觉得自己这辈子黑过了。企业家就是要创新,要别树一帜。我不是说所有企业家都是这样,但一定会有企业家这样做的。当王健林拿出一两千亿出来干事,他会不琢磨这个吗?他一定会琢磨这个的。

  周志兴:说到个案,就拿王健林来说,我认为他是有打算的,包括他前一段时间出售了几本杂志,给《齐球贸易典范》投了四千万,最后失利了。

  汤敏:再比如陈东降,他真退休以后,肯定会揣摩外洋大事,他有这个兴趣。

  周志兴: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民间智库要做起来还长短常难,因为从注册开始,就对智库有非常多的限度。比如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我想你肯定在香港注册的。

  李凡:没有。我是挂靠在一个学会上,二十年了。所以,没有人来找我,说你是不法组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来说这个。

  汤敏:因为你没太出格,如果太特别了,一定会有人来找你。

  李凡:找亮烦的有,但是没有人说你分歧法。

  周志兴:你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吗?

  李凡:是,是一个协会。

  周志兴:你的钱挨到谁人协会去?

  李凡:钱是别的一趟事,我挂号注册时,是挂靠在那里的。

  周志兴:挂靠在协会,也分两种。一种是,你自身就是一个独立法人,只是挂靠在那儿;另一种是你是阿谁协会外部的一个机构。

  李凡:对,就是这样。但是你运作空间是宽松的,人家不管你。我们研究所就是挂靠在一个天下性的学会里,没有注册。

  周志兴:这个名字就注册不了。我们研究院是在深圳注册的,开始时我想叫中国共识研究院,但不能注册。后来我说叫改革研究院,也不能注册。最后说,那就叫创新研究院,还是不行。

  李凡:对社会构造的注销注册,现在没有宽松到随便就能让智库注册,政治类的更不行。

  周志兴:后来他们要供我们一定要加上“企业管理立异研究院”,是行业定位,后面还要加上“深圳市”。后来改成了“深圳市古代创新发展研究院”,最后才批下来。

  中国智库的水平离决策需要还差最远

  卢迈:眼下说途径自信,这个自信还是缺乏,说要有共识,这个共识现在也很难告竣。说到智库,什么是智库,我同意汤敏所说的智库是为决策服务的。智库本身就和政府决策或者和政党的政策主张是连在一块的,躲避不了这个问题。中国现在说是领有世界上第二多的智库组织,但是从全体上来讲,研究水平和发达国家比还差得很远,韩国智库的水平也比我们要凌驾很多。

  汤敏:韩国已经是发动国家了,我们跟印度比还有得争。

  卢迈:我倒不是说要做智库的评价或者世界排名。现在为什么中央这么重视智库,我觉得第一,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水温和国际位置的晋升有关。很多问题都需要中国有态度,但光有态度没有研究不行。第二,与我们的决策方式、领导的决策水平有关系。以往的领导人的决策类别大概有这样三种:一种是他对于体制内的人不太相信,所以更多的要听取体制外的一部分人的意见,然后把这部分人也收拢到体制中来。第二种是更多的依靠权要体制,而部委领导就靠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所,那就不是跟社会有共识了,也说不上智库了。第三,更多的依靠个人的智慧,墨镕基总理在这方面是代表。他先听,听完他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其实对部委、对这个系统他也是不信任的。

  回到现在这一代领导人,说要做智库不是去年才说的,当提出“中国梦”要解决民族巨大振兴问题的时候,领导人已经决议要普遍听取意见,要依附智库。政治领导人是不能出错的,常常犯一个错,民心立刻就跌到几许点,前面很多事就很难办了。中国的情况更是这样,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主意怎样能够既安稳地推动改革和经济构造的调剂,同时又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利益和坚持稳固的局势,这确实很不容易。从这个角度看,领导人器重做好智库研究就很畸形了。

  但中国智库的水平离决策需要差很远。大概来说,我们现在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理论研究。大学在这方面很善于,现在学术杂志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公式、模型等,理论研究是必须的;第二个是政策研究。有些国际组织做了大量的政策研究,国外学术界是不把它当真当回事的,它不是智库,是政府间的机构,斯蒂格利茨对世行尤其对国际货泉基金组织的批驳都是从这个角度动身的,但那个水平我们现在都还达不到;第三种是对策研究。中国现做的比较成功的是对策研究,就是支招,中国近况上的谋臣、谋士就是做的这个。现在某一个观点,某一个名词提出来,到领导人讲话、文件使用,有人就把这个东西与自己联系起来了,其实很多都是说烂了的词。

  周志兴:很多人都是这样,说过一个什么东西,领导人也说了,就说是自己说的,其实领导人不知途说若干人说过这个东西。

  卢迈:就是这样。现在领导也爱好求新,之前一个伺候出来,大概要两年才能酿成领导发言中的辞汇,现在这个频次或许就是几个月。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支持的话,往往会惹起很多曲解。因为支招的时候都不是定量的,所以也酿成政策本身定量的也很少,我觉得我们的水平离真实的需要差得还是比较远的。

  周志兴:你们俩还是有程度差别的,汤敏你更乐观一点。

  汤敏:我的悲观只是从数目上看,未来可能有大量的智库涌现,但这个火仄确切还比较低。

  智库是专给政府做咨询的公司

  周志兴:你认为我们所说的智库就是为领导人办事吗?现在似乎智库都以是习总布告批了几多,克强总理批了若干文明给我为枯,我们做智库就是为了这个吗?

  汤敏:这就看我们怎么界说智库了,正常喜欢上认为智库跟研究机构不一样,跟大学不一样, 就是给政府提供咨询的。

  周志兴:现在许多智库就是降在年夜学里。

  李凡:比来成破的比较多,中央讲了要建立智库,现在各个大学都在办智库。

  汤敏:宽格来说这都不是智库。智库是什么呢?是给政府做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面很广,可以给企业也可以给社会,但是专给政府做的咨询公司叫智库。这种咨询一种是政府外包的,我给你钱你给我研究,别的一种就是我研究了以后来影响政府决策。如果狭义说智库那就说不清楚了,大家认为布鲁金斯主要是影响政府,但你也不能说它影响不了企业。

  周志兴:但是对政府,就不是光对中央政府,应该是对各级政府都有。

汤敏:对,刚才卢迈老师说的,还要包括政党,在国外它可能不是在朝的政府,是在朝党,也可认为它服务。

  周志兴:我头几天去岛国,岛国有一个东京财团,我们国内的人就跟我说,你要去看看东京财团,听说是安倍的智囊。厥后我就去了东京财团,和它们的一个上席研究员(意思就是高等研究员)交流,我说据说你们是安倍的军师,他想了想说,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日自己民的智囊,只不外有些看法是提给安倍的,而且安倍辅弼不见得听我们的。我们就否决他去参见靖国神社,他非要去。

  卢迈:智库提出的政策建议被接受,比如兰德公司打伊拉克的建议被接受,实际上是有几十个计划在那儿供决策者取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样的东西,一是领导人要有抉择余步,二是有可草拟性。现在这两个都不齐备。领导人的时间是无限的,要依照分钟算,所以政策建议的写法是个学识,米国都有研究。当然这还不光是一个表白的问题,还要有很好的研究做基本才能行。现在跟揭标签一样,国企就是靠把持,民企一定是靠自己斗争,体制内的智库一定是挥霍了国家的资源,体制外的才光荣,民办的才光彩。

  民间智库的社会功能

  李凡:我站在民间的角度谈一下,我1984年去米国拜访时,就把米国主要的智库跑了一遍,后来写了一个报告,后来在国内的杂志上登了,我是在关心中国的智库到底应该在怎么办。名义看起来目前中国的智库是不少的,但是按照国外的尺度的话就很难讲,因为大部分都是政府部门的政研室。政研室严格提及来不算智库,但在中国算,因为从Think tank本身的意思上讲可以算,你的工作就是Think,就是想政策。从民间的角度看,民间智库可能跟政府智库的目的并不完全一样,政府智库就是要影响决策,但是民间智库不完满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米国政府能接受多少?能接受10%就算不得明晰,我估计到不了。所以民间智库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不光是要影响政府,还要影响社会。布鲁金斯每年出大量的研究报告并在社会上广泛披发。一个智库影响决策的过程有几种办法:一种是你直接给政府写报告。第二种是国外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就是影响国集会员。把国会议员找来,我给你侃两通,国会议员觉得有道理,归去就可能提交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最后能不能造成决策还不一定。第三种是要影响社会。影响社会有两个做法,一个做法是跟媒体交流,所以智库都是跟媒体关系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培训,给政府人员和社会做培训,让它们的思考内容和方式往这方面转。

  所以说民间智库就是另外一套做法。民间智库在影响决策的时候,它的叫法叫公共政策,它是要影响公共政策。所谓的公共政策就是说这个政策是公开的,大家都有关系的,大家都可以来讨论的,这个讨论不是谈理论,是谈这个国家政接应该怎么搞。

  周志兴:是可操作性的东西。

  李凡:对中国的政府智库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独立性的问题。但对于民间智库来讲,重要的不是独立性,因为你本身就是独立的,最重要的是专业水平。大量的中国民间智库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专业水平不够,学经济的非要去研究政治,学技巧的非要研究教育。你写出来的东洋人家不信,你的东西合乎什么理论,用了什么研究方式吗?专业性不够怎么能影响政策?你到米国去看相对是专业的,我研究哪个的就是哪个的。当然民间智库的钱也是问题,刚才列位也讲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变,渐渐会好起来。

  汤敏:往前逃的话可能还是钱的问题,这样嚷嚷他能拿到钱。

  周志兴:有了钱才能找到非常专业的人,这是相反相成的,你做的专业以后才能找到人。从独立性角度来说,我还是同意汤敏说的,它也存在独立问题,比如某个企业家出了钱,它就得看企业家的神色。

  李凡:民间的不一定,它那种独立性我觉得就是缺累最起码的专业水平,专业水平是你独立性的基本。你都不专业,所以人家谁给钱你就干什么。

  周志兴:我认为这个专业性不是说他学什么专业,如果从校门到校门的人,就算他学得再专业,也不睹得是专业。我认为最好是能够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一定的地位以后再去智库,像贝德就是政府里出来的,像李侃如就是克林顿的参谋,他们都异常了解。

  李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旋转门是国外智库能够对社会、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很大一个原因。

  旋转门要成为一个制度大规模践诺很难

  汤敏:旋转门是一个政治轨制,咱们可能不太轻易在短时间内完成。外洋政府有两部分,一局部是公事员,谁人就得测验一步一步下去,另外一部分是到部少这一级是政事录用。国中的扭转门的扭转重要是政治录用这部门,由于有政党调换。

  在中国从科员始终到总理都是公务员,这是政治体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履行旋转门政策,因为这里跋及了宏大的利益,你看我们旋转出来的有几个?有的人说凭什么你当部长、副部长,我们从乡村村长、从科员一曲干起来,他因为留了一个学,写了几本书一下就上去了?他可以找林林总总的来由不让你进去。但如果高层用人不伏手了,用现在这套人想奉行那套改革推不下去了,当时候也可能会有个性人进入旋转门。但是要成为一个制度大范围履行,我觉得在目前的体制下比较难。

  周志兴:我记得李源潮刚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已经说过要从体制外吸收劣秀的人才出去,后来好像也没做到。

  汤敏:很难,大部分都还是体系内去考。

  民间智库存在三个问题

  李凡:中国现在智库的发展已经是比较快了,天下与中国研究所成立已经20年,跟天则经济研究所算是一路成立的。

  我其时的思绪跟我后来学的和做的也基础是一样的,还是应该搞一些能够独立思考的民间智库。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仍存在门路依附,因为所有的资源都极端在政府层面,政府再逐步的往外放。民间智库现在逐渐放了一些,当然是以各类不同的方式,我们和天则算是个中的代表。

  社会愈来愈复杂,决策过程、决策内容也越来越复杂,而官方的一些智囊机构可能很难下到下层,下到下层后上面一帮人伴着你,到底大家在想什么,不是非常容易失掉。民间智库有民间智库的优点,民间智库能够深入社会,甚至可以代表一部分的社会声音,我觉得这就是民间智库存在的来由。

  我们活了二十年,活得还算不错,也起了一些作用,比如在公共预算改革问题上,我们研究所起了比较大的作用,所以逐渐的形成了现在的预算改革系统,十八大已经讲得很清楚,要“全方位预算公开”。而“协商民主”概念的推行也是跟我们的一些工作分不开的,所以现在政府对我们的态度也有一些变更。

  但是民间智库也存在着几个问题:一个是钱,资源比较少。另一个就是人员专业性程度不敷。比如硕士、博士卒业的人跑到大学、政府机构,干嘛到民间智库来?还有一个是政府对民间智库不大信任。政府的态度是你要愿意说两句就说两句,只要不骂我就可以,至于你的政策会对国产业生什么感化,谁也不会去想。

  固然,政治上的信赖水平的问题,我们可以绕从前。我们能够经由过程媒体把我们的声音讲出来,政府的一部分人听到了可能就会转变对民间智库的见解。对民间智库将来的发作,我觉得政府须要改变一些立场,要害借是要有更年夜的容纳性,乐意聆听分歧的各圆的声响。

  2008年我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转型国家的民间智库访问,返来以后一个报告没有写,原因就是我觉得就我们研究所的水平已经跨越他们了。他们所做的那些比如直接给政府提建议,通过培训的方式等我们都做过。我们比他们更强的是在一些地方还可以做一些试验,浙江的温岭我们做了十年的试验,这个案例成功了。但是人家也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推行的,是值得中国政府进修的。在这些东欧的转型国家,大家都认为需要有一些独立的民间智库因而欧盟每年会拿出500万欧元给这20多个东欧、中欧的民间智库,当地的企业家也会捐出一些基金资助,还有就是当地政府也拿出一笔资金出来,扶植民间智库的发展,人家很清楚民间智库的重要性,微信心水论坛。我们国家给了很多机构资金资助,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拿到过,二十年一分钱没拿到过。

  周志兴:天则所应该拿到过。

  李凡:天则所生怕也没拿过很多,这个钱不是项目钱,是特地拿出来支持民间智库的钱。欧盟每一年拿出500万,需要这些机构自己去请求,还有一些比如索罗斯基金会等一些基金会的钱。

  周志兴:索罗斯基金会的钱我们就不敢用。

  民间智库应该强调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

  李凡:东欧的基金会没问题,因为索罗斯是匈牙利人,在匈牙利搞了大量运动,比如中欧大学就是索罗斯办的。外地政府再拿出一笔钱来培植这些民间智库的发展。我去观赏的时候,觉得他们的水平还是不敷,没超越我们的水平。但是不论怎样,政府有意地在扶植民间智库。习总书记也说要推进智库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应该存眷一下民间智库。

  听说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教导部拿出了一大笔钱给各个黉舍办智库,各大学簇拥而上,都在办智库。但是大学办智库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根本上着重于理论型研究,这跟智库还是差了一截。智库不该该是理论型研究,应该是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特别是民间智库,应该比较夸大政策研究。政府的智库比较强调对策研究,就是怎么办,当然民间智库也要有对策研究。

  米国智库写的那些政策报告上都无方案A、方案B、方案C,方案A会产生什么结果,方案B产生什么结果,方案C产生什么结果,我们的建议是哪个,都很短。民间智库也可以表演这种脚色,但是这种角色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应该更多的是政府智库,民间智库应该扮演一些公共政策的脚色,多提出一些公共理念、政策目标偏向,应该照料到各阶级的利益,这些方面应该更多一点,因为毕竟跟政府的关系没有特别密切,这是民间智库的一个问题。

  聘用退休官员和学者可很快提高民间智库水平

  民间智库的收展,方才谈到“旋转门”的问题,“旋转门”应当是两党造的成果,中国弄“旋转门”比拟易,但是中国可以从退息卒员和退复学者动手。如果有一笔本钱,减上因为他们本来是做过政策研讨的,或许在政策部分有很长任务阅历的,这些人假如能退休以后被民间智库聘请5-10年,会使民间智库的整体程度进步很快。我觉得这是个捷径,“反背旋转门”,退休当前的官员和学者过去,你给点钱,也不要太多,果为这些人本来皆有工资,略微给一些补助、出好给点办公经费就能够运做。

  周志兴:我上次去米国内政事件委员会,那个人领着我说这是前财长,顷刻儿又推开一个门说这是前前财长。

  李凡:这些人对政府影响很大,并且政府政策的运作过程他们很熟习,这是一个捷径,是中国能做的。

  同时了解民间和官刚才能片面了解中国

  周志兴:我第一次去米国,跟米国人提了两个意见:第一,你们研究职员年龄太大了,80多岁的人都在那儿研究,年青人出不来;第二,你们在中国得了中国病,眼睛光盯着当官的,都不看老庶民,不看民间的智库。后来他们接收了我的意见,客岁有好几拨米国人,都是十几个人的代表团,到我们家来,我找了一些人跟他们来谈天。我说中国的民间和官方有很大的间隔,民间的言语和官方的说话完全不一样。所以,要了解中国,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民间,也要了解中国的官方,这样才是周全地了解中国。刚才你在讲民间智库的时候,我在想民间智库可能看到的东西、想的东西跟官方的智库是有不同的,所以特别重要。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李凡:所以我一直讲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实际是民间智库,我们是代表社会来讲话的。但是这话也讲大了,我也不能代表全社会,只能代表社会的某些粗英,但是我们也试图代表社会。

  周志兴:刚才汤敏认为智库就是与政府相对的,不要在外面乱谈话。李凡的做法是,要在外面胡说话,要找媒体等等。我倒认为也可能你说得也对,他说得也对,一部分话题只能对政府说,但是一部分话题一定要对大家说。我现在做这个创新发展研究院,我就想你要是错误大家说,没有一点影响,就没有人认你。

  李凡:做民间智库只能走我们的路,除非请几个部长来可以直接给政府送报告。

  智库发展的教训和法则

  卢迈: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学,是我们基金会的瞅问,他给我们供给了一个呈文,他认为在米国或者说国际上,有四种智库:一个是杂政府的,比较典范的智库,像韩国开辟研究院;第二种是和政府有稀切接洽的智库,像布鲁金斯学会这种智库;第三种是在大学里的智库,像哈佛的一些研究机构;第四种是带有企业咨询公司性度的智库,也给企业咨询,但是同时也做一些带有公益和社会性质的东西。大略是这么四种。

我们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认为在第一种里面,韩国开辟研究院是最胜利的,第二种里面布鲁金斯最成功,因为在国外排名中都是前几名的,是做得比较好的。大学的智库就差一点,因为它虽然有经费,但不是所有的决策信息他们都能得到。中国这方面做得欠好,因为体制之表里没有优越的信息相同。但是一样的问题在米国也存在,要跟它没有开约,它不能知道东西交给了你以后会产死什么样的结果,它就不会给你。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期,2013年以来,智库在中国大量出现,有大学的、民间的、还有一些研究机构自己办的,发展得非常快,这应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大家要办智库的时候都是值得汲取的。

  第一、智库应该保存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不能完全做成政策的解读,上面喜悲听什么,你说什么,整天围着上面转,从久远来讲,就会落空存在的意义。

  第2、一定得有人才,现在高本质的人才中国还不多。在一个领域里,米国就可以推出几十个人,即使领域很偏偏,但哪一个国家产生了什么事,立即能请出专家上电视台。但我们还不可,来往返回也就这几个人。还有刚才李凡说的,专业化没达到,研究水平坦体上也没到达,而且真的静下心来要做研究的人也不多,我看过一些专士的论文问难,看过他们的论文,本相都很好,但最后说的话不着调。已经有些经验的人,能不能扎实下来做研究,也很难说,所以这是难处。

  做智库来讲,很重要的是这个智库的领导人,领导人能否有国际视线,有没有在学术方面的地位,能不能为各界所认可,也是他成功与可的一个关键。比如说天则所也好,或者是樊纲他们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也好,很大程度上是靠人撑着。

  在智库的发展上也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一册书专门讲智库,研究欧洲这些智库的发展,说从一个人到二十个人,是一个起步阶段,从这二十人到一百个人,又是一个阶段。中国现在要真的发展,人人就得静下心来,惊魂未定来研究智库本身的工作方法、影响政策的渠道,肯定不止是内部渠道。对于媒体、对于大众直接的宣布,现在比过去有非常好的前提了,我们也有这方面的领会,有哪些问题可以影响社会,现在领导也非常看重,他们也在专门收集,关于舆论的反映,关于微信、微博,所以经由过程其他渠道异样可以影响到政策决策。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有大发展的条件:钱是问题,人更是问题。钱来说,因为你要有这些研究人员所以你要筹钱;筹钱的话,现在的企业无论国内国外的,都对资助研究持非常谨严态度,只有一些机构可能支持,但是我们现在又给这些机构戴上了帽子,所以这方面的资金实际也受了很大制约。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办还需要研究,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现在的事是很切实的,就是吸引高本质的人才。给他们的待遇,如果不是高薪,起码也要和大学一样,才能吸引到人,这一点是我们现在觉得非常迷惑、非常头疼爱的问题。

  周志兴:上次我们在深圳讨论过这个问题。

  卢迈:这是我们现在头悲的问题。刚才也谈到智库发展的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旋转门”,在智库做得好的人,是否是能进政府?有这种可能性,但离我们还比较悠远。政府的人下来进入智库来做研究,现在有,也不是没有,你看看如果有研究能力的人下来做学会的挺多,最典型的是曾培炎领导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周志兴:它还是一个准官方的机构,自称是民间。

  卢迈:对,事先成立的时候,他们这样宣扬。它不缺钱,但是还是缺规矩,缺高素质的人才。

  周志兴:我觉得它也缺独立性。

  卢迈:曾培炎一直主张“对内研究无禁区,对外颁发有规律”。他可以往上递,而且已经递了很多,所以后是质量的问题、水平的问题,不是此外。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就是大家素来冀望的有钱的人拿出钱来,但是不影响研究的那种智库。研究重点还是和工业链的、驾驶链,跟冯国经的买卖是密切相关的。

  周志兴:喷鼻港还有一个天大研究院。

  李凡:喷鼻港很多。

  卢迈:我在香港经纶研究院见到了刘明康,刘明康原来是银监会的主席,从政府出来,作了经纶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这是一个破例,他有研究能力,也违心研究。我们现在的体制出了一个怪事,就是请求他不能从经纶研究院领收入,他领的所有收入都上交,不过还是许可他在那儿工作了。官员上去能够加入研究会,各人一起交流,没有架子,我就瞥见这么一位部长,很特别。

  周志兴:这样的人要进入到研究机构,是非常好的事。但是我们现在的部长们退下来,正部长一级的都不会再到民办研究机构去了。

  智库发展的关键:人才VS.研究气氛宽松度

  卢迈:官员如果能放下架子,干事的机遇是有,问题是他做还是不做。刚才说了好多少点,“旋转门”也好,什么也好,这都是个别探讨智库里波及到的,甚么是发展中国智库的最症结的问题,现在需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人才的问题。

  周志兴:我的意见好像有点不一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研究氛围的宽松问题,没有宽松的氛围就没有人才出现,是不是都有道理?

  李凡:我觉得主要还是人的问题,还是专业化水平的问题。

  周志兴:我认为还是禁区太多。

  李凡:按情理,智库的研究禁区也没有太多,你不就想政策、出主意吗?共产党没有什么不接受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多不让做的,只是说你的点子有的时候和他们想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要搞推举问题了,人家就不干了。但是智库本身应该问题不大,它跟实践研究不一样。

  周志兴:肯定不能做明文制止的东西。

  做智库:名、利、权之争

  卢迈:我们现在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引诱太多,人才少。我专门在CBPP(注: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米国估算和政策研究中心待过一周,我们去进修米国智库的运作和管理。它的所长是创办人,这么多年了,他自己给自己定的工资是15万美元,人家说你可以更高,你办得这么成功,他说我就这么多,因为钱是他人捐的。你就可以设想其别人的工资水平,就是同大学一样。有他这种能力,有他这种关系的人,国际上也好,米国国内也好,他可以请,米国人都认。在米国你可以找到一批人愿意做这个事情,在中国还需要费点劲,不是像原来这样的,现在市场经济环境,大家都要干点慢的,要么我赢利,要末我出名。

  周志兴:你们说的这个东西确实很重要,人才很重要,失掉人才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有名,一个是有益,利就是讲收入,名就是讲在这个地方我能够施展多大的感化,能够被社会承认或者被政府承认。

  卢迈:再加上有权,如果进到政府外面,还能有权。

  周志兴:智库里就别想权的事,就是名和利。

  卢迈:名、利、权在智库里差未几都没有。

  周志兴:利,努尽力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划定,好比说支进必需是上年开销的10%,小我支出不能跨越本地均匀工资的2倍,就得念措施变通。我们现在定的规则是要比普通的企业工资要低一点,估量我们的中层干部应该在25-30万一年。

  李凡:我们做不到。

  卢迈:这么高,我们都拿不到。

  李凡:天则一个月也就七八千。

  周志兴:我们肯定比它高。另外就是如果钱不多的话,有名也行,就像央视,他们给工资少,很多人也冒死往里挤,特别是小女人要做主持人。

  李凡:智库要出名很难的。

  周志兴:智库要有名,也得著名人,比如现在一名新加坡学者在国内很闻名,叫郑永年,他现在也在做一个智库,是“华北理工大学的私人政策研究院”,我一个友人投了六万万做的。但是总体来看影响不是很大。

  李凡:他现在就是经过郑永年的关系,把他们的报告送到国务院办公室,你说有没有影响?详细有无影响谁也不知道。

  周志兴:但是如果布鲁金斯只是拿一个报告送给奥巴马的话,它在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李凡:所以关键的是它还要有社会这一块,没有社会这一块是不行的,这是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最大的区别,官方智库不需要,但是民间智库一定要有社会这一块,没有社会这一块没有存在的意义。

  周志兴:要说名的话,布鲁金斯是不是一个有名的智库呢?如果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智库,我们也可以接收外国的研究人员到中国来,到我们的研究室做研究。

  卢迈:这个智库发展过程就有这样一个阶段,到这个阶段就良性互动了。

  布鲁金斯出名是因为研究员原来就有名

  李凡:我此次在新加坡刚遇到一个布鲁金斯的人,说现在布鲁金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不像外面的人说的。所以智库的问题就在这儿,出名可以吸惹人,工资高可以吸收人,但问题是这都不是容易的事,出名没那么容易,布鲁金斯出名是什么?因为那些人来之前就知名,比如说劣斯当国务卿,上台到布鲁金斯,布鲁金斯立刻就著名,很多人到这儿之前就是很有名的。

  周志兴:光一小我不可,还是要有一批人。

  卢迈:对,领导人很重要,然后还要有一批人,这批人会优良考虑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李凡: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在行这条路,我到米国第一件事就是干这个活,我内心是有兴趣的,所以无机会我一定要发声音。

  周志兴:你这样的智库,民办智库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有一个领头很重要,你就是领头人,如果这个领头人可怜没有了,这个智库还能往下发展吗?

  李凡:这就是中国智库的问题,就是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

  周志兴:金风抽丰去年跟我说,茅老要是不在了的话,他们筹钱都筹不到了。

  李凡:完整有可能。

  卢迈:他们还好。

  周志兴:对付,他们仍是有很多人的。当初我感到平易近办智库有一个题目,可靠性不那末强,以是良多有才能的人,就算给他下人为,他不乐意去,他以为您没有牢靠,道不定哪天便短命了。

  卢迈:所以,如果智库真的要发展,也不但是内部的事,问题在于智库本身的管理水平,和若何把影响力扩展。我如果能给中层干部开出25-30万的年薪,我们的管理水平还能上一个台阶。大家互相鉴戒,愿望你们能发展起来。

  李凡:你们一个是要找实有兴致要做的,一个就是真有水平的。

  周志兴:从今天说的来看,第一,现在智库还没有比较好地发展起来。第二,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应该同时有所发展。第三,我们古天应该是着重在民间智库,我认为习远平总书记讲的“新颖的智库”可能更多的是要有民间颜色,要加倍切近现在改革开放的局势来做。但是这里逢到很多问题:资金的问题、渠道的问题、姿势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邑比较大。

  你们都是做智库的,李凡做的是民间智库,卢迈做的是官方智库,你们认为中国智库下一步是不是会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前景怎么样?

  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远景

  李凡:我团体认为应该说是比较好的时期,起因就是原来对智库,包含三十年前我们刚想做智库的时候,智库碰到了很大的费事,现在看来应该是进进到比较好的时代,因为就是社会庞杂了,社会问题变多了,国度的决议法式、决策相干式样也都复杂化了,所以需要有更多智库出来,特别是民间智库,民间智库最少还是能够接地气的智库,可以反应一定的问题,它的政策与向可能跟政府的政策取向一样,但是反映了某种社会上的需要。

  决策迷信化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其实严格说起来,民间智库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刚才讲的东欧中欧的智库,就是欧盟拿了500万,本地企业捐一点,一会儿那个地方发展起二十多个民间智库,都是90年月以后发展起来的,而且都运作得比较成功,而且“旋转门”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它的智库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良性轮回,我觉得就是国家重视,给一个宽松一点的环境,剩下应该问题不大。或者就像你讲的民间企业家愿意支持,政府可以给勉励,你支持钱我免你的税就可以了。

  周志兴:现在给钱可免得税,但是它会觉得有点风险,比如我捐给了你,你再做点其余欠好的事的话,有点畏惧。

  李凡:对,还是不信任的问题。

  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的竞争与合作

  周志兴:你站在官方智库的角度,觉得下一步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会不会有所融会、协作,这些机会会多吗?

  卢迈:我不代表官方,我不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基金会是一个非谋利组织,不敢说代表官方。就这个问题来说,研究嘛,大家有竞争,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合作。

  李凡:我们跟他们一直是有合作的。

周志兴:从现在的驱除来看,人人有点惧怕跟民间的配合。

  李凡:也不是,要看什么领域。

  卢迈:另外研究本身都是你在大家研究的基础上删加一些东西,我增添一些常识、奉献,在这个领域里大家都应该是一块努力的,每一个人做得好都能够对整体上的决策水平的提多发挥作用,互相是有增进的。所以中国这一段时间是数量增长的时候,总得有一个时候人们是要看一看质量,要决定绩效评价,这个钱到底花在哪儿更适合。如果说民间智库的政策研究都做得非常好,不消除政府就把钱给你们说你们来做吧,“十三五”由你们来提。但是现在还没到这个田地。

  周志兴:有可能。我现在想在我们研究院做一个对于互联网与国家管理的研究,我认为现在国家很需要这个东西。

  李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做这个研究还必须得有大的资金来支持。

  卢迈:现在制定改造政策或者制订“十二五”计划的时候也有拜托大学来做,这样的事情都有。

  李凡:所以这些我觉得应该还是学祸特基金会的办法,大老板捐一笔钱,然后不管了,不干涉,让智库自己运作去,这个办法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大老板做不到这一点。他觉得这是我的钱,我总要有点影响。

  周志兴:起首请选谁来管就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这个老板是一个右派,但如果选一个左派来管他赞助的智库,他肯定不干。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感谢你们的参加。